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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境外分红

  过去一年,投向印度的国际资本已达360亿美金。光是老虎基金一家就投出了17家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“独角兽”企业,著名案例如医药公司Innovacer和社交网络公司ShareChat。

  中国资本也曾积极出海印度。据报道,2020年印度30家互联网科技独角兽中,有18家背后有中国资本的支持,规模超过35亿美金。

  但机遇背后也有不少风险。2020年,印度悍然封杀了百余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,而中国品牌在印度的门店,也屡受干扰。这些政策风险,使印度市场的魅力大打折扣。

  再加上,印度还存在难以变革的土地制度,短腿的制造业,限制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种姓制度等等一系列制约因素。“印度值不值得看好”,成了一门玄学。

  我们找了个印度代表来介绍一下。这位印度专家叫阿文德,在2014年至2018年担任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,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,也登上过美国《外交政策》杂志全球100名思想家榜单。

  最近,他在美国《外交事务》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,主要观点就是,印度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,使印度错过了中国供应链外移的战略机遇期。今天,我们来给大家阐释下,阿文德为什么得出了这个结论。

  大家可能不知道,印度在建国以后,其实执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“计划经济”。阿境外分红文德介绍,印度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,就是“许可证制度”。意思就是,任何人,无论是想要开设新工厂,还是提高原有工厂的产量,都需要获得政府的许可证。

  这种制度大大束缚了印度的经济活力。从1950年至1980年,印度的GDP年均增长率只有3.5%,在发展中国家只属于中等水平。这一时期,恰好也是印度人口高增长时期,按人均收入计算的话,1965年至1975年之间,年均增长率只有0.3%,相当于没有增长。

  屋漏偏逢连夜雨。80年代左右,侨汇收入是印度外汇的重要来源。1990年,海湾战争爆发,一下子撤了回来几十万印度侨民,一时间,外汇储备缩水到只能支撑13天的正常进口贸易。危机压力下,印度政府做了一个决定,要搞“改革开放”。

  第二,降低关税对外开放,把最高关税从355%的奇葩水平降低到了55%,摆出了欢迎外国资本进入的态度;

 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了,印度经济终于开始快跑。1988年至2003年,印度国民经济增长率升至5.8%的中高速水平,2003至2012更是提高至8.2%,成为让国际市场瞩目的一颗星。

  吃着1991年自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,印度软件业、制药业崛起,获得了“世界办公室”、“世界药房”的称号。嗅到趋势的高盛,连忙在2003年把印度列入金砖四国,号召全世界与印度一起做梦。

  著名的印吹,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就是在2003年至2011年这段时间,写下了一系列吹捧印度的名篇,鼓吹印度的“知识密集型企业”是“能够与欧洲及美国的最佳企业同台竞争的企业”,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,题目就叫《中国应该吸取印度式经济增长经验》。

  2011年,印度GDP增长率从前一年的8.5%下跌至5.2%,持续三年在5%到6%的区间徘徊。也就是说,1991年改革红利差不多吃尽了。外汇收入而红利被吃尽的原因,是当年印度“改革开放”时的一个选择:

  当年的印度认为,沿着劳动密集性产业逐渐往上升级,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。印度应该跳过制造业,直接对标美国,发展以信息技术业为主的服务业,干净又文明,里子面子都有了。这看似高明的一招,就像学招式不练内功一样,在三十年后暴露出了问题。

  90年代,印度GDP增长率过6%,全靠服务业这个火车头带的好。但是,到了2014年,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降了下来。服务业附着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,无法长期独立于社会整体生产力的需求而增长。

  20世纪90年代以来,农业在印度GDP中的所占份额几乎都转移给了服务业,但农业人口却没有被等比例地吸纳。到2014年,农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已由建国之初的近80%降至16.8%,但仍有45.9%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部门。

  高端服务业固然可创造高产值,但其创造的岗位数量非常有限,而且对劳动力知识水平与能力要求较高,只能为一小部分人口提供高收入,无法为中下层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和谋生渠道。而印度的人口潜力,要靠充分就业才能演变为巨大的消费市场。

  而印度的信息软件产业虽然全球闻名,但对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有限。软件业再怎么繁荣,也无法用于提高印度工厂的劳动生产率,因为印度没有那么多工厂。于是,印度软件业只能给西方国家的市场做配套。它的优势,也不能转化到计算机硬件、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上。

  这一切,让印度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增长逐渐失速。经过这一役,印度终于明白,世界上并没有捷径,最终还是要老老实实回到制造业的路子上。印度需要第二次大改革,也需要振兴制造业。

 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2014年,莫迪高举“振兴印度制造”的大旗上台了。而此时恰逢中美博弈。美国大力鼓吹重组全球价值链,为印度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。可以说是老天爷送饭吃。

  莫迪“印度制造”计划的主要内容是:重点发展汽车、航空、化工、国防军工、电子设备、制药等25大产业,到2025年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%。

  制造业发展,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基础设施,先修路再致富;二是政策配套,企业好征地,税收不乱收,让劳动力自由流动。莫迪围绕这两点,紧锣密鼓地搞建设,一方面开始了征地、税收和劳动力改革,另一方面优先保障铁路、港口、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。

  实事求是地说,莫迪的确也干出一些成绩。印度铁路和公路网不断扩大,德里-孟买货运走廊即将完工,基础设施发展上了一个台阶。2009年仅有75%的家庭能用上电,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8%,还差一点点就实现了全民用电。此外,还建设了全国性的数字支付系统,加大了教育投入。可以说,这一切为印度制造业发展创造了好条件。

  在印度90年代的“改革开放”里,“降关税”是重要的一环。但莫迪认为,应该先通过保护的方式,让本土企业在本国市场壮大,再参与国际竞争。所以,“贸易保护”成为了莫迪的经济政策关键词。

  他一方面推出“国家冠军”政策,大力补贴阿达尼集团和信实集团,支持它们做大做强。这两家企业从事的领域涵盖了诸如港口、能源生产、电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,还包括了娱乐、媒体、零售、纺织等消费产业,可以说掌握了印度经济的命脉。

  另一方面,继续加高关税,把外国商品阻拦在国门之外。还发起了“自力更生的印度”运动,鼓励印度人买印度货,主张对外贸易重新回到“只有国内没有的或国内不能制造的工业品才能进口”路线上。

  这样的出发点,让莫迪参与自由贸易谈判的意愿很低。莫迪的前任辛格签署了11项自由贸易协定。莫迪呢?别说签新协定了,连之前快谈好的RCEP,他也退了群。印度和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,也迟迟没有进展。

  自2010年金融危机以来,中国向外转移的劳动密集性产品价值有1500亿美元,而印度截至目前为止,吸引的份额不到10%。也就是说,印度并没有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外转移的机遇期。

  先说搞补贴的问题。这个做法不能说错。毕竟日韩当年就是靠着国家大力扶植一系列财阀集团,最终跻身发达国家之列。但是,日韩的财阀主要从事贸易部门,它们要参与国际竞争挣回外汇,所以就得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商品竞争力。

  而在印度保护主义的政策下,本身覆盖了大量公用事业的阿达尼集团和信实集团,靠着垄断躺着就能赚钱。很多中国网民都知道的“住27层豪宅,花7亿嫁女儿”的印度首富安巴尼,就是信实集团的老板。这么一来,其他企业也丧失了公平竞争的机会,印度的营商环境也逐渐恶化了。

  再来谈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。莫迪似乎认为,远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生产体系,是印度自力更生的关键。但是,在生产全球化的时代,当世界制造中心,需要廉价进口各种中间品,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口出去。印度拒绝加入这些自由贸易协定,实际上就是抬高了本国制造商原材料的成本,削弱自己的竞争力。

  在他看来,莫迪上台,推行“印度制造”计划,发展重点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,是正确的。但是,为了发展制造业,壮大印度本土生产能力,采取补贴的形式重点支持领军企业发展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,是错误的。

  他认为,莫迪政策延续下去的话,未来十年,印度部分领域或许会有亮眼成绩,但是那种能改善数百万印度人生活的大繁荣不会出现了。印度或许就是这样,退出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竞争席位。继续1991年自由化改革的精神,才是印度发展的正确道路。

  2021年底,印度学术界、战略界和前政要组成的专家组,发布了《印度权力之路:变动世界中的战略》,筹划未来十年印度大战略。撰稿人之一拉纳德说,“经济增长才是最好的外交政策”,印度应该踏踏实实搞好经济。

  目前,印度经济学界的共识是,印度要进行第二次改革,回到私营部门主导经济的轨道,建立具有稳定性、连续性的对外开放政策,让国际投资者敢于放心投资。

  历史上,印度在危机关头才下定决心推行市场化改革。在2021年疫情经济出现7%的负增长之后,或许会再次帮助印度下定决心,改变自己保护主义的政策。2022年1月,国际媒体称,印度正考虑放宽对中国部分投资的限制。这或许,是未来航向的信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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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全球市场情报提供商 Statista 的研究,疫情出现,全球对非接触式支付的需求飙升,非接触式交易的价值将从 2020 年的 4.4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8.26 万亿美元,几乎是数字支付业务的两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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